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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中国经济稳中求进******

　　即将收官的2022年，中国经济承压前行，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也面临多重风险挑战，回稳向好基础有待进一步巩固。

　　即将到来的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中国经济怎样稳中求进？

　　关键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关键指引——

　　“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明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行动指南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会议提出的“六个坚持”，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回望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自新世纪以来首次滑落至8%以下。

　　面对高速增长背后显现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问题，聚焦中国经济“怎么看”“怎么干”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成功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成为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习近平经济思想聚焦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从哲学维度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引领中国经济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向“美”而行，着眼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需求与需要，三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驾马车”动力加快转换，蓝天更多，河流更清……从总量之“美”到结构之“美”，从生态之“美”到生活之“美”，民生有保障的“好生活”与精神充实愉悦的“美生活”相得益彰。

　　笃“实”夯基，坚决遏制脱实向虚，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进步，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巩固和发展全球最全工业门类。

　　求“效”有为，以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为关键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以“协”善治，从新发展阶段出发，统筹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步履坚实，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路径更加明晰。

　　“共”富“共”赢，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统筹效率与公平。从脱贫攻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努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到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前人从未遇过、西方经济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指引中国经济在守正创新中打开发展新天地——

　　2022年12月26日，蜿蜒千里的新成昆铁路全线贯通运营。复兴号动车组从成都南站发出，沿着现代化的铁路，奔驰在崇山峻岭间。

　　超过78条——这是2022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新开通线路数量，创历年新高，是去年全年的5倍多。

　　“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放眼全国，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四梁八柱”，为中国经济拓展回旋空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新时代的发展，需要新的发展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谋定发展方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发展作出年度部署；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定期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决策重大经济事项；中央财经委员会（领导小组）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及时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重大改革……

　　十年风雨兼程，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应对世纪疫情，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国经济的成功实践反复证明，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

　　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新征程发展之“的”。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无不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理经济的高超智慧和卓越能力。

　　习近平经济思想从对策维度聚焦经济运行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推动中国经济在致广大而尽精微中行稳致远——

　　2022年12月9日上午，一列满载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天津集装箱中心站缓缓驶离，标志着天津港2022年中欧（中亚）班列运量突破9万标箱，同比增长近60%。

　　“集团长期以来以稳求进、以进固稳。”天津港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大力推行班列货物“船边直提”“抵港直装”通关模式，服务“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稳中求进，从宏观政策到市场主体，各层面各方面牢牢把握这一工作总基调，不断创造新业绩。

　　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科学方法和系统工具。

　　“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全面具体的部署——“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

　　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科学应变，助推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破浪前行：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抓好“六稳”“六保”工作；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项项举措卓有成效，一项项政策落地生根。

　　潮头掌舵，气象万千。

　　越是攻坚克难的阶段、纷繁复杂的时候，越彰显科学理论的真理光辉。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中国经济航船劈波斩浪，不断赢得历史主动，赢得精神主动，赢得发展主动。

　　历经非凡变革，我国发展站上新的更高历史起点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022年10月26日至28日，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外出考察，来到陕西延安、河南安阳。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行着新的深邃思考。

　　2个月后，12月23日至24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出战略部署，吹响新时代新征程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奋进号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巨轮穿越惊涛骇浪，取得彪炳史册的发展成就，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大国经济治理智慧的最好诠释，也是中国经济信心前行的最坚实基础。

　　看10年——新时代1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转向高质量发展的10年。

　　2022年9月27日，“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开幕。当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等来到北京展览馆，走进展厅参观展览。

　　综合展区中心，制造强国、航天强国、海洋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科技强国，一叶叶风帆拼成“奇迹号”巨轮模型，引人驻足。

　　国内生产总值从53.9万亿元上升到114.9万亿元，基础研究经费从499亿元增加到1817亿元，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施发射240余次……一个个亮眼数据，标示出新时代10年中国经济“量”的跨越，更彰显“质”的提升。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

　　回望10年来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看5年——“过去5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指出，“我们经受了世界变局加快演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考验，有效守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国经济大船乘风破浪向前。”

　　时针拨回5年前，2017年4月。八桂大地，春风和煦，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海、南宁等地考察调研。

　　听取北部湾港口规划建设和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建设情况介绍，强调写好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考察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强调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一路所看所谈，透出对发展质量的深刻考量。

　　这一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大论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5年间，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集中力量实施脱贫攻坚战，着力推动“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对高质量发展的强调和践行一以贯之。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一个个关键处落子、彼此连接成势，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布局，为中国经济开辟广阔空间。

　　看3年——世纪疫情，是3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直接的不确定性因素。如何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并实现经济平稳发展，是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3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我国走出了一条精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之道。

　　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国先后印发九版防控方案和诊疗方案，及时出台二十条优化措施和“新十条”优化措施，努力用最小代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创造条件。

　　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寻求最优增长路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最大程度释放经济社会活力，最大程度稳住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

　　面对疫情跌宕反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我国以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非凡实践，有效处置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有效应对5波全球疫情冲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有效守护。

　　2020年成为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3年经济保持4.5%左右的年均增长，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来之不易的成绩单，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经济不惧险阻、勇往直前的证明。

　　看这一年——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我们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

　　这是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数据：

　　前11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6%。国民经济总体上保持恢复态势。

　　前11个月，充电桩、风力发电机组、民用无人机、光纤产量同比分别增长92.7%、39%、30.4%、21%，产业升级发展持续，新动能继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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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以科学之策应对非常之难，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在党中央决策部署下，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各地区各部门迅即行动，扎实落实。

　　这一年，二季度前期经济明显下滑、后期扭转下滑态势，三季度总体恢复向好，四季度抓住窗口期进一步回稳向上……顶住疫情反复和乌克兰危机等超预期因素冲击，中国经济划出一条“V”型复苏曲线，预计全年经济总量超过120万亿元，粮食产量连续八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人民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展现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

　　一些外媒报道指出，在全球经济面临空前挑战之际，中国经济仍然向好。不断优化调整防疫政策的中国，将成为明年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爬坡过坎中前行。

　　成绩殊为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习近平总书记话语坚定：“遇到的困难很多，有的困难是空前的，但是我们做到了。”

　　用好优势抓住机遇，时与势始终在我们一边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的重要一年，我国经济发展在多重目标下面临不少风险挑战。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

　　“我们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有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有产业体系配套完善的供给优势，有勤劳智慧的广大劳动者和企业家等人力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阐述我国发展的“四个优势”，揭示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和大国战略博弈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支撑。

　　知难而进，砥砺前行。我们有条件实现更好发展，关键是要巩固和拓展优势，抓住和用好机遇。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体制优势增强发展活力——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五大规律性认识，其中之一就是“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

　　从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到通过宪法修正案，实施民法典；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到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着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纵深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制度基础。

　　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历经风雨更显优越性的“中国之治”中，我们的制度自信持续铸牢。

　　中国市场主体已发展到1.6亿多户，是稳经济的底气所在。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能经受住各种风浪冲击的重要制度保证。

　　“我们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这是长久之策，不是权宜之计。”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实施，反垄断法完成修改保护公平竞争；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垄断行业体制改革……

　　瞄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续攻坚，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稳定发展预期、提振发展信心。

　　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以需求优势应对外部冲击——

　　世界经济低迷不振的背景下，第五届进博会按年计意向成交额再创新高：累计意向成交735.2亿美元，比上届增长3.9%。

　　“连续五年如期举办进博会，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释放了中国全面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的积极信号，展现了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中国担当。”《世界开放报告2022》评价。

　　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

　　我国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规模经济优势、创新发展优势和抗冲击能力优势显著。

　　“我国居民消费提质扩容潜力巨大，补短板锻长板投资需求旺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将进一步拓宽国内市场空间，市场体系逐步完善有利于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供给水平不断提升将引领创造更多市场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

　　202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对外发布，对进一步发挥需求优势进行新的部署。

　　“中国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中等收入群体在未来15年超过8亿，推动超大规模市场不断发展。”2022年11月17日，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书面演讲时这样表示。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供给优势提升发展质量——

　　我国自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支线客机ARJ21交付首家海外客户；首台国产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成功下线；建成亚洲最大海上石油生产平台……近期，一系列发展新成果捷报频传。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正加速向制造强国迈进。

　　经济发展最终靠供给推动，从长期看是供给创造需求。多年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形成中国突出的供给优势：

　　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能够制造世界上大多数工业产品，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拥有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拥有世界级港口群、250多个民用运输机场，建成全球规模最大5G独立组网网络、全球最大的光纤网络。

　　美国彭博社发表评论说，中国近十年来一直专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这些高技术领域正为中国经济创造更多更高的价值。

　　在对外依赖度高、短期难以有外部替代来源的领域加快补短板；积极参与推动全球和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布局；推动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发展，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牢牢把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我国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持续释放人才红利，以人力优势夯实发展基础——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人口红利仍然存在，人才红利新的优势正在显现：

　　8.8亿劳动年龄人口，人口平均年龄达38.8岁，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2.18亿人。202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0.9年，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我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

　　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等前沿方向取得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第34位上升至第11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庞大人力资源持续激发创造活力，成为我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潜在力量和后发优势。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才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并对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作出全面部署。

　　推动人才管理职能部门简政放权，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一项项部署，旨在充分释放人力优势潜力，不断厚植发展优势。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自信而坚定的宣示，向世人展现出中国经济无比光明的前景。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记者：邹伟、韩洁、叶昊鸣、魏玉坤、周圆）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30日 01版）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